亦有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博搜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见者。例如唐末黄巢之乱，曾大惨杀外国侨民，此可谓千年前之义和团也。旧史仅著“焚室庐杀人如刈”之一囫囵语，而他无征焉。九世纪时，阿刺伯人所著《中国见闻录》，中一节云：“有Gonfu者，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贼Punzo陷Gonfu，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等语。欧洲人初译读此录，殊不知所谓Confu者为何地，所谓Punzo者为何人。及经东西学者细加考证，乃知回教纪元二六四年，当景教纪元之八七七——八七八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至五年也。而其年黄巢实寇广州。广州者，吾粤人至今犹称为“广府”，知Confu即“广府”之译音；而Punzo必黄巢也。吾侪因此一段记录，而得有极重要之历史上新智识：盖被杀之外国人多至十二万，则其时外人侨寓之多可想。吾侪因此引起应研究之问题有多种。例如：其一，当时中外通商何以能如此繁盛？其二，通商口岸是否仅在广州，抑尚有他处？其发达程度比较如何？其三，吾侪联想及当时有所谓“市舶司”者，其起源在何时，其组织何若，其权限何若？其四，通商结果，影响于全国民生计者何如？其五，关税制度可考见者何如？其六，今所谓领事裁判权制度者，彼时是否存在？其七，当时是否仅有外国人来，抑吾族亦乘此向外发展？其八，既有许多外人侨寓我国，其于吾族混合之关系何如？其九，西人所谓中国三大发明——罗盘针、制纸、火药，——之输入欧洲，与此项史迹之关系何若？……吾侪苟能循此途径以致力研究，则因一项史迹之发见，可以引起无数史迹之发见，此类已经遗佚之史迹，虽大半皆可遇而不可求；但吾侪总须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须知此等佚迹，不必外人纪载中乃有之，本国故纸堆中，所存实亦不少，在学者之能施特别观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