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道：《火的呐喊与梦的呢喃——30年代的左翼诗潮与现代主义诗潮》，载《文学评论》，1997（1）。
3.戴望舒的诗看似是那么轻柔、单纯、和谐，然而具体分析，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的诗既映现了20—40年代的历史风云，也包含着一代知识分子曲折的思想历程，还记载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幼稚到成熟的成长道路。从戴望舒20余年的艺术活动中，我们还可看到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的此起彼伏、兴衰消长的历史轨迹，看到中西艺术结合的“宁馨儿”得以诞生的过程；看到一个终成气候的现代诗人在诗坛艺术的纵横继承上怎样调和新旧、融贯中西的艺术胸襟；看到一个诗人怎样以独特的诗心去追求，去创造，由此开出一条别具一格的新诗的路；看到一个诗人是怎样把一个时代的消极性与积极性、艺术风格的朦胧与明朗、艰涩与清新、典雅与质朴、柔弱与豪放、形式的严谨与自由等因素对立统一地集中于一身。当然，在那光明与黑暗、进取与倒退激烈搏斗的年代，戴望舒的诗存在着种种不足与缺陷（例如他的作品里充满着虚无的色彩），这“也是无须乎我们来替他讳言的”，但“在苦难和不幸的中间，望舒始终没有抛下的就是写诗这件事情。这差不多是他灵魂底苏息、净化”（苏汶）。如果说郭沫若在新诗草创时期，以新异而丰富的新诗语汇，洞悉时代的精神底蕴和五四知识分子的至深的心灵颤动，决定性地将中国新诗推向成熟，确立了他人无可企及的地位，那么戴望舒则在新诗拓展时期，把中国新诗的横向借鉴与纵向继承有机地统一起来，把中国古典神韵与西方现代特质很好地调合起来，开创了既令雅者感悟又让俗人提升的崭新的现代新诗文体，其在表现现代人生活和情感与开拓现代诗歌境界方面作出了无人替代的贡献。如果把他与同代著名诗人相比，其在现代汉语的创造性运用、文体的独特建构、人文内涵的深刻表现和形而上意味的深入挖掘等方面的综合性贡献，则是卓越的、无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