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最后，主持人还是决定在离开日本之前去见一位女性，这个藤原志帆子想游说政府通过改变立法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不要说15岁.16岁的未成年人，她见过八岁，三岁甚至两岁的受害者.     但是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她才明白，未成年保护并不是日本领导人首要关切的问题，如果贸然干涉就会像美国控枪一样，非但不会有作为甚至会影响自己的仕途.     而现在的藤原志帆子认为禁止这类色情是治标不治本，更重要的是关上日本人大脑内的开关，让他们彻底意识到恋童是错的，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保护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脱下制服的时候小建的物理位置是确定的（裁缝店），却欠缺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而当作为巧合的制服表征着更高权力的社会符号出现时，小建的社会地位——甚至是经济地位得到提升，代价则是物理位置的飘离不定，同时外出的时间（仅限晚上）与空间（警察不在）遭到排斥.     小建作为一种社会意义的承载体在两个群体间的转化便是“自由”且“脆弱”的，如此薄弱的状态注定其无法承受两个人的阶级跃迁，因此小建与莎莎之间始终存在这层名为“制服”的文化差；结尾当借用假身份的小建向获得新身份的莎莎发出邀请，莎莎却试图找回原来的身份进行回应，而两次爽约的事实再度证明两人变化的身份都只有接纳自我的空间——这种变化都是自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