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至1949年初，由于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接连失利，其党内开始出现谈和的声音，社会舆论也有和平的呼吁。此时，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遭受重大失败，但仍据有长江以南和西安以西的广大地区，并在加紧整补部队，以图保住江南与西部半壁江山。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出现过多次大体以长江划界而治的南北朝的格局。对此，中共在军事胜利之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允许国民党通过和谈获得喘息之机，使南北朝的局面重演。为此，中共作出了一系列部署，以打消国民党对于和平的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1948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关于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将犯有屠杀人民、抢掠财物、毁坏市政设备、银行金库、文化古迹、公共资材等12项罪行者列为应依法惩办的战犯。12月25日，中共通过新华社公布了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47人的战犯名单，提出追究战犯的战争责任，以分清战争双方的是与非。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提出国民党正在以“和平”阴谋企图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声明将“使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文告中提出了谈和的条件，1月14日，毛泽东即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通过新华社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对地批驳蒋介石的文告。声明认为，国民党提议谈和是“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谴责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提出中共的和谈条件是：（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共以这八项条件作为与国民党和谈的基础，并以是否接受这八项条件作为区分主战还是主和、真心主和还是虚假主和的分界线。在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并表示愿意谈和之后，中共在1月25日发表声明，认为“南京反动政府应负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部责任。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早已完全丧失信任，这个政府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声明同时表示：“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这就根本否认了国民党还有主导和谈、提出条件的资格。声明特别以南京政府提出的和谈代表名单中的彭昭贤为例，认为他“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这也就是明白地告诉李宗仁，和谈的条件、时间、地点、代表等问题，必须由中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