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极少数卓越的人才会对人类产生普遍的爱，这种爱使得他们不能忍受许多常见的社会丑恶现象和人类苦难，不论这些邪恶和苦难是否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首先从思想上进而在行动上所追求的目标，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创建新的社会制度。通过这种追求，生活可能变得比现在更加富裕、更加充满快乐，更少一些可以预防的罪恶。［17］
兼有义愤和理性的人更少。这样的人不仅思想观念清晰，而且具有远见卓识，他能洞识并提出社会改革的正当时刻，因此他们对于观念和制度的创新，既不会感到震惊，也不会感到羞惭。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即使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也只是取得部分成功，甚至于最杰出的伟人也难免在某一个方面表现出某种缺陷。
在一个层面上，有许多伟大的宗教导师，但他们（也许是明智地）却没有抓住自己时代的经济问题。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虽有像伯里克利和苏格拉底这样的伟人，他们的工作又经受不住急风暴雨的考验。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我们同时代的人，如罗斯福、凯恩斯、肖和悉尼·韦伯。
他们也许比较接近于我们的理想，但罗斯福也和伯里克利一样，工程师的气质显得多了一些，而苏格拉底却又少了一些。要兼有我所述及的各种品质，并在其间达到某种平衡，其可谓是一种奇迹，具备这种才能的人只是凤毛麟角。从综合素质来看，凯恩斯无论如何都是值得人们记住的人，他既有远大理想，又谙熟社会现实，而且，他在对技术细节的详知方面可与莱昂纳多相媲美。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后来达到了这样的思想境界，他看到了人类是一种不断产生需要、性情和能力的物类，把人虚构为“经济人”是有局限的。虽然身为一名经济学家，但他最大的愿望是在人类的未来——经济问题退回到它原本该属于的位置，人类的心灵和大脑将为我们的真正的问题——生活问题和人类关系问题、创造问题、行为问题和宗教问题——所占据。［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