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清楚地记得：三年前的那个雪夜，那个苏联同志领着他和杨尚昆悄悄地翻过一座大山，来到祖国边界的五站。苏联同志的任务完成了，在他们一阵亲切的默默注视之后，他俩深深地道一声感谢，又继续作神秘的旅行。几经周折，抵达上海的时候，正巧旧历新年。他们在四马路一个旅馆住下，按约定的办法与党中央联系。当时，正值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上海的党组织情况较乱，他们等了数日不见有人来接头，心里着急，又不便整天待在旅馆里，于是他们分头上街，看能否碰见一、二个熟人，再作计议。一天，果然凑巧在马路上遇见一个同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学，他们是怎样的惊喜，立即向这个老同学打听党组织的情况。这个老同学将他们带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告诉他们他所知道的党的一些情况后，接着爽快地说：“我马上将你们报告中央负责同志。”
果然就在这天晚上，中央负责人博古悄悄来到他们的住所，紧紧握着洛甫和杨尚昆的手说：“洛甫同志，尚昆同志，现在革命非常需要我们这些留俄的同志，你们回来正是时候哇。”
洛浦紧接着说：“博古同志，那就赶快分配工作吧。”
博古用他那双聪明的秀目打量着洛甫，喜悦地说：“你是一个文化人，过去写过不少文章，就搞宣传工作吧。”
就这样，1931年的2月中旬，洛甫回到祖国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接替沈泽民任中央宣传部长，主编党中央的《斗争》《红旗》杂志。这一年的秋天，刚步入“而立之龄”的他便提升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委员，一下子便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他才思敏捷，又善于写作，这个时候，他针对中国的革命现象，写了大量的文章，有政治、经济方面的，也有他早年所从事和关心过的文艺与宣传方面的。这些文章，应该说有正确的，但也有错误的。比如，他在1932年2月18日发表的“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一文，就明显地是为王明的错误路线张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