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正是通过这样的“政教合一”，社教社才得以突破那些昙花一现的专业学会宿命，将分散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力量聚合在一起，成为国家从形式统一向实质统一过渡的侧影；这种密集的、自由的学术论争互动，使得乡村建设、地方自治等社会热点楔入社会教育话语体系，对学术共同体成员进行潜移默化的学科规训，生产社会教育学术精英，由此构建了社会教育学术秩序。
[1] 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田正平、肖郎：《中国近代教育家群体特征综论》，载《教育研究》，1999（11）；林良夫：《民国时期教育家群体特征论析》，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4）；张剑：《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科学社领导群体分析》，载《史林》，2002（1）；康绍芳：《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教育家群体社会结构特征探析》，载《高等教育研究》，2014（1）；项建英：《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形成及其特征》，载《高教探索》，2017（9）；Norman Woelfel，Modern of the American Mind：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ocial Attitudes of Seventeen Leaders in American Education，New York：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193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