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变化，是关于历史上民族问题的正确处理和深入研究。中国自先秦时期起，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春秋》、《左传》、《国语》等先秦史书，记载了古代中国境内多民族的历史活动。自秦统一以后，中国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时，在中国史学上，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民族观念，如孔子、司马迁、杜佑等都具有恢宏的民族观念，能够比较合理地看待民族间的关系。但是，“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思想却长久地影响着历代史学家对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偏见，妨碍他们正确地对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看，尹达明确地指出：“在历史研究中如何正确处理我国历史的民族问题，从一个方面反映着历史科学的成熟程度和发展水平。”[15]尹达列举了1929年李达出版的《民族问题》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民族的特征、民族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民族运动的重要性等，做了重要的阐述。同时，他又肯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较早撰写的几部中国通史，“把历史上各个民族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加以论述，并引用吕振羽的有关论点，认为“中国的历史应该是全国各兄弟民族共同的历史，各民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尹达回顾1956年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社会历史调查中所取得的成就，回顾1957年召开的全国规模的民族问题讨论会。他兴奋地写道：“从此，关于民族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涉及的方面也更为广泛。例如关于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民族和民族政权，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关于历史上民族战争的性质，关于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问题，关于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问题，以及汉民族的形成，各民族的形成、发展、社会形态演变、社会经济结构、思想意识、语言文字、宗教、民俗、与汉民族的关系、对祖国历史的贡献，等等。”[16]他强调地指出：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仍然有分歧，但有一点是学术界的共识，即“在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域之内（包括台湾）的各民族的历史都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尹达认为：“我们讲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崭新的中国通史，就要完整地反映中国疆域内各民族的发展和变化，而抛弃过去一切旧史的陈规，即仅仅把中国史写成实质是夏、商以来的一些中央王朝的更替。当然，真正地做起来并非容易。截至‘十年浩劫’前，从整理资料到撰述专著，这方面已经获取了相当可观的成果。毫不过分地说，少数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建国以来中国历史学发展中进展最为显著和迅速，成就最为辉煌的门类之一。”[17]从尹达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高度重视，对于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进展的高度评价。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祖国历史的拳拳真情和对史学事业的至诚之心，跃然纸上，洋溢于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