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文学创作普遍讲求形式美，促使了韵书的大量出现，据统计，大略有以下17种：
（1）周研《声韵》，41卷；
（2）张谅《四声韵林》，28卷；
（3）段弘《韵集》，8卷；
（4）无名氏《韵集》，10卷；
（5）王该《文章音韵》，2卷；
（6）王该《五音韵》，5卷；
（7）无名氏《群玉典韵》，5卷；
（8）阳休之《韵略》，1卷；
（9）李概《音谱》，4卷；
（10）无名氏《纂韵钞》，10卷；
（11）刘善经《四声指归》，1卷；
（12）周彦伦《四声切韵》；
（13）沈约《四声谱》，1卷；
（15）潘徽《韵纂》，30卷；
（16）释静洪《韵英》，3卷；
（17）杜台卿《韵略》。
这些韵书现均已失传。它们收集提供了不少资料，是韵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这些开拓性著作的基础上，隋朝学者陆法言等人编著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切韵》一书。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南朝学者沈约在自己进行音韵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成果，创立了“四声八病”等声律理论。所谓“四声”，即分字声为平、上、去、入4类，所谓“八病”，是指把“四声”用于诗歌格律时，应当避免的8种毛病，如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声律论形成后，一方面诗人们有意识地加以注意，大大增强了诗歌语言上的音乐性，提高了创作技巧，开创了“永明体”新体诗的创作，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为我国古典诗歌从古体转为律体作了准备，所以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制发展是一个重要贡献。但另一方面，“四声八病”之类理论过于苛严，在创作实践中很难全部做到，按照这些原则去写诗，必然会把诗歌创作引向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