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嘴，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闭嘴！”
我总共睡了差不多一个钟头的觉。清晨，朦胧中我觉得有个棕黄色的大东西朝我袭来。睁开眼一看，原来是那个水手的一只大脚，从被子底下伸出来，挨近了我的脸。这只脚呈深棕色，跟印第安人的差不多，上面还粘着泥。屋里的墙像患了麻风病一样。床单三个星期没有洗过了，几乎变成了赤褐色。我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下了楼。地下室里有一排洗脸盆，两条滑腻的毛巾。我口袋里装着一块肥皂，刚要洗，就见每个洗脸盆上都粘着一条条污迹——这种脏东西粘得非常牢靠，黏糊糊的，黑得像鞋油一样。我脸都没洗就出去了。总之，这家旅馆不像描述的那样既便宜又干净。不过，后来我发现，它是一家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旅馆。
我穿过泰晤士河，向东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位于塔山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非常普通，在伦敦像这样的咖啡馆有上千家。相比巴黎的咖啡馆，这家显得奇怪而洋气。里面通风不是太好，有流行于上世纪40年代的高背长椅，当天的菜单用肥皂写在一块玻璃上，还有一个14岁的姑娘负责上菜。干粗活儿的那些人把食物用报纸一包就开始吃，用一种类似于瓷杯子的大杯子喝茶。一个角落里有个犹太人，把头埋进盘子里，正在充满负罪感地大口吃着熏猪肉。